风华四十载，焕新赴山海——写在Foxboro中国40载之际

多元共治，即多主体共治、公共治理，强调的是治理主体之善。

所谓自然法学说的实质就在于作这样的假定。[36] 哈特是一个有深度的法学家，他并不否定道德的重要性，相反，他还强调重要性是道德的第一特征（其他三个特征分别是豁免于有目的的故意改变、道德违犯的任意性、道德压力的形式），以此来与法律相区别。

[12] 最后，登特列夫总结到：我们应该更加小心，千万不要说自然法把法律与道德混为一谈。[40] （美）罗斯科·庞德著，陈林林译：《法律与道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6—87页。难的是如何理解道德与法律的统一性，如果说这种统一性是统一于社会治理系统，这也顺理成章，但这并不是强调道德与法律相统一的法学家的本意，他们所说的道德与法律的统一性，一般是指在法律体系中道德与法律的统一。在两者之中，都存在着一个假定：法律之效力系于这些价值体现于这法律之程度。[56] 当康德以绝对命令统摄道德与法律、权利与义务时，这让我们想起中国的道对德、礼、法的统摄，道或绝对命令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的根本遵循，就其立意高远且一以贯之，是必须首肯的。

[19]把道德与法律的区别说成是一适用于个人、一适用于一般，这就未免牵强了。[51] 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这种例外，主要表现在当事人做出两个甚至两个以上不同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法学家们将这些情形，描述为真意保留、虚假表示、隐藏意思、戏谑意思等等情况。

萨维尼的学术谱系中，有一个后来人，他说法律关系的学说，即使不是萨维尼最早提出的，但是法律关系的含义及其基本逻辑也是他最终明确的。但是我国《合同法》规定，如果订立了赠与合同，那么这就产生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是农贸市场的交易方式，不是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交易。那时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总是强调物权和债权同时生效，可能立法者和学术界的看法，和星野老师的分析是同源的。

把效果意思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就必须存在一个表示行为。这个词通过日本民法学家确定的汉语用语，在汉语里被翻译为法律行为。

甚至连年轻人的婚姻这样的大事，都要取决于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恰恰婚姻中的青年男女自己没有决定的权利。在神权社会、君主专制和等级身份制社会里，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归根结底并不是由他自己来确定的，而是由神来决定的，或者是由君主决定的，或者是由上等人来决定的。订立合同是一个意思表示一致。但是如果是订立合同，那么就需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双方的效果意思的表示一致。

这些概念区分虽然很多，但是其本质规则都是这样的：首先，需要判断哪个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对真实的意思表示，再作出依法承认或者不承认的分析和裁判。民法上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都发生了本质的重大的变化，主体制度、所有权制度、契约制度、法律责任制度这四大领域都和古代民法截然不同，形成了完全区别于古代民法的现代民法，也被称为经典民法。这个本质差别就在于，法律行为的成立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也就是因为这样，王泽鉴老师才撰文说明这一方面的民法原理。

这样法国法虽然承认买受人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但是它又承认出卖人保留房屋所有权不受追夺。因此不能依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规则，认为交易不能区分为两个阶段，从而得出合同没有履行就无效的结论。

关于法律行为区分为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多方行为等，这些重要的区分在我国《民法通则》中还没有反映，它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从法条内容看只有双方行为即合同一种情况。星野老师认为，物权的意思表示虽然有可能存在，但是它和债权的意思表示常常是同时作出的，这两种意思表示是扭结在一起的，所以应该是同时生效的，将他们区分开来也常常会脱离现实。

负担行为产生当事人之间的请求权。四是时效（即法律根据一定的事实状态的持续发生而直接规定某种权利变动的情形，传统民法中有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我国民法目前只承认消灭时效）。因此介绍一下和日本学者交换意见的情况。一般来说，表示需要明确肯定的正面表达，不能模糊不清，更不能让他人产生相反的看法，因此表达的语言环境都需要纳入法律分析的范围。在远期合同的情况下，订立合同的时候当事人之间，明知标的物不存在，所以他们也不会表达转移标的物及其所有权的意思。因为没有当事人之间的所有权移转的意思表示，也没有标的物交付，所有权移转就无法进行，出卖人会仍旧拥有自己房屋的所有权。

所有权这时是否存在？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所以法国民法的现实制度体系，不能仅仅依据《法国民法典》来看，而应该结合很多其他相关法律来看。

精确的概念系统，可以给民众权利最优的保护，给公权最大的限制。在这里，交房的通知和同意收房的意思表示就是一个合意，就是一个典型的物权契约。

在停车人知道收费合理的情况下他也会交费，所以虽然当事人之间没有明确的意思自治基础上的合同关系，但是从事实上成立了合同关系。《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根据该法，公证人只解决债权意义上的问题，物权意义上的问题由法院或者登记机关解决。这一点在很多民法教科书中都有讨论，我在此不做详述。他以买卖为例，当事人在订立买卖合同的时候，当然就会作出未来进行所有权移转的意思表示，当事人肯定不会只作债权意思表示的表达，而是要把债权意思和物权意思同时作出表达。然后购买方每一次付款都要有十分明确的支付记录。

无论如何，法律行为不可以缺乏效果意思。效果意思是以民事权利的取得、变更或者消灭为内容的，所以此前的民法理论，也把效果意思称为法效意思。

德国民法学的教材普遍提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食品供应厂商和一家老人院订立了一个饭菜供应的合同，但是厂商多次供给的餐食都比较生硬，老人们食用困难，于是老人院提出要和厂商终止合同。在民法上，订立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还归属于第三人，这个合同在法律上就真的缺乏公正性和正当性了吗？只要从合同的本质分析，我们就知道，这种情况下订立合同，只是为出卖人设定了一个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上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以及移转所有权的义务。

比如一般情况下的赠与，就是情谊行为。这样，违背法律的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就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所以，使用别人的房屋、给别人缴纳房租，这样的事实合同是成立的，也是应该得到承认和保护的。对这种情况，还是要结合个案认真分析，不可以乱用。在动产领域，法国司法实践也早已采用德国法的规则。而它的实践缺陷在于，订立合同之时，可能还不存在标的物，也不存在所有权，这时候怎样能够把所有权移转给卖受人呢？关键是法院无法做出这样的裁判。

这个观点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虽然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但是在法理上是有缺陷的，上文我讲的关于法国民法的笑话，就指出了它的理论缺陷。但是如果当事人订立一个远期的购买合同，那么不论是当事人自己还是法官，就应该清晰地知道订立合同产生的债权效果和以后履行合同产生的所有权取得的效果之间的区别，尤其是当事人自己，不但要对订立详细的合同、而且还要对履行合同的法律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所以，下面讨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其实就包括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区分的知识。债权意义上的约束是对人的约束，而不是对物的约束，所以物即使存在，也不必要特定化，更不需要交付，无论是实际的交付还是拟制的交付（即登记）。

从法律行为的本质因素效果意思的角度看，这个行为就是一种以发生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为效果意思的行为。其次，人们争议的要点是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法律结果问题。